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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6岁校长取消一二年级数学课搞素质教育 教育局责令恢复

发布日期:2019-11-04 21:31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吴震球不抽烟,不喝酒,不打麻将,76岁的人生里,他花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探索小学教育改革。在湖北省赤壁市,一座四线小城里,他进行了两次新课改实验,提倡快乐童年,一二年级不开设数学课,腾出时间来识字,游戏,接触艺术,均以失败告终。

  很长一段时间里,他像一个布道者,凭借一份执念推进实验,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,也为了获得体制的认可。年轻时,他受制于时代,饱经不公,把尊严看作最紧要的事。他固执,清高,很多人尊敬他,但提起他的实验,或语焉不详或不置可否。这场基层小城的教育改革处境尴尬,或将无疾而终。

  他曾雄心勃勃,期待“载入史册”。然而人生奇妙,最后收留他的,不是伟大的变革,而是校园,学生和无数的童年。

  如果可以的线岁的殷修杰愿意永远留在小学二年级,不用学数学和英语,考试成绩也没有那么重要。

  不管是在湖北赤壁这个长江南边的四五线小城,还是中国的其他城市,如果没什么意外,从一年级开始,你就得坐在四四方方的教室里听课,不能随便乱跑,你得学算数,学会让自己的笔迹整齐划一地呆在田字格里。

  但殷修杰所在的正扬小学有些例外。当同龄人在校外参加补习班、训练珠心算时,他和实验班的同学每天在教室楼下唱歌,做游戏。普通班的朋友特别想转过来,但家长不同意。

  正扬小学的这场课程实验已经进行到第五年。创造这一切的,是被孩子们称为校长爷爷的吴震球。在这位老人的计划中,小学一、二年级暂时把数学课去掉,相应课时换成说话、写字、阅读等素质课程——代价是,到了8岁,你可能还不知道12+7等于几。实验班的学生到了三年级才开始接触数学,用剩下的4年学完本该用6年来完成的小学数学。为此,他编写了一本专属于实验班的三年级数学课本。

  吴震球76岁,穿着灰蓝色的衬衫,线条流畅的西装裤和干干净净的皮鞋,头发花白。因为患了静脉曲张,他走路时右腿有些颠簸,只能握住楼梯的扶栏慢慢往下挪。

  阳光正好,不大的校园里围满了学生。在这个操场上,你分不清大家在上体育课还是在上别的——学校鼓励课堂形式灵活。吴震球举起手机拍下这一幕,感慨说,“小孩子快乐最重要,才七八岁在教室哪能坐得住?”

  然而一个多月前,新学期刚刚开始,吴震球接到赤壁市教育局的一纸整改通知,“根据2019年民办教育年检反馈和学生家长反应,你校一二年级没有开设数学课程”,违反《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》,要求学校从秋季开始停止课改实验,按规定开齐课程和课时。

  接到通知那天,吴震球气坏了,直接把电话打到教育局,问他们课改已经进行到一半的学生怎么办?对方没有立即回应。后来又说,除了刚刚开学的一年级之外,实验照常进行,但对外需宣称已经停止。

  实验班的学生从老师以及频繁到访的媒体那里知道了整改消息,担心坏了,后来又听说班级正常上课,才松了口气。殷修杰很害怕实验班停止。他一直记得,每次说话课上,同学们都会分享自己家庭的事情,他曾分享过自己家的破裂,收获了很多善意。

  事实上,吴震球推行的“新课改”实验并不是第一次被叫停。早在1992年,吴震球就向湖北省教育厅申报了课程改革的课题,在当地的公立小学设立了课改实验班。1998年小学毕业考试,实验班学生语文和数学平均分均比普通班高出3至5分。但在课题即将收尾之前,他突然被调离了校长的岗位,没能完成实验。

  当时他不甘心,问人家能不能等实验结题了再调离,结果对方说,实验又不是离了你不行。他一气之下干脆放弃了另派的教育局工作,南下中山,去当地一所私立小学应聘校长一职。在那儿他也曾想继续实验,但学校关系复杂,“广东人也排外”,没能施行。

  2003年,他从中山回乡,借钱买地,成立正扬小学。学校实现盈利后,2015年开学季,他才重新开始了这项实验。“我就是贼心不死”,吴震球每次提到之前未完成的实验,都会感叹可惜。

  他经常向人总结课改失败的更深层原因:“他们(领导)最在意的就是不要和人家不一样”。

  正扬小学位于赤壁老城区一条街道的里侧,被居民区环绕。校园并不大,所有建筑都被粉刷成淡绿色。彩钢夹芯板做的房顶~与墙接缝处如何做防水。吴震球的家和学校连在一起——他在学校后面建了一个三层小楼,一楼是学生食堂,二楼作为学生兴趣班的教学场地,自己和家人住在第三层。他的家人同样参与学校的事务,太太在学校的财务室工作,每年招生的时候会帮忙登记。外孙和孙媳在学校分别担任数学和语文老师。

  他早上5点多就起床,到学校看校车有没有顺利发车。之后一整天,他不是在校长办公室辅导老师,就在校园里溜达,轮流听课,查卫生查纪律,碰到调皮捣蛋的男孩,拉过来教育一番。

  课间,他走在校园里,路过每个小孩儿都会向他问好,喊一声“校长爷爷”。更多的时间,他会趴在校长办公室的书桌前,低下头凑近了看报纸或者书籍。他的桌面上,以及旁边书柜里,罗列着多本小学数学教材。

  吴震球教过26年小学数学课,对教材了如指掌。他拿过一本一年级的数学课本举例,八个单元的内容有很多重复和不符合认识规律的地方:分清上下左右根本不需要在课堂上进行,小孩子在生活里难道不能自然习得?幼儿园就开始教小孩念1~10的阿拉伯数字,为什么还要重复?小孩的认知规律是先平面图形再立方体,为什么要反过来?

  讲到这儿,吴震球把教材翻到卷首的版权页,“我真的要骂,这不是一群草包吗?”

  在多年教学过程里,他还发现,一些数学的应用题低年级小孩根本读不懂,需要老师和家长读题,甚至考试的时候也需要老师一个个题目读出来。课改的最初原因就在于此。吴震球觉得,小学前两年就应该多识字,提高认知能力,接触更多的艺体教育,培养多方面的兴趣和能力。

  如果你听了仍有质疑,他就会给你举钱伟长的例子。“他19岁就考进清华大学,语文历史考了100分,数理化3门加起来只有25分,后来改学物理,再补习的数学,最后考了80多分。”他觉得这足以证明数学能在短时间内被训练,“所以你看,一二年级不学数学完全没问题吧?”

  2015年实验班刚开始招生,吴震球举行过家长座谈会,向学生家长说明实验班的课程内容和想法,反响不错,一共招满4个实验班。

  很多学生的家长也曾是吴震球的学生,因为信任他,把孩子送来正扬小学读书。甚至有家长直接告诉他,不必参加座谈会,“吴校长说上哪个班好我们就上哪个班。”

  但一个学期之后,家长开始感到担忧,跟其他公立小学已经开始学加减法的学生相比,这里的学生连1到10的数字都认不全。陆续有家长向吴震球提出转班的要求,升入二年级时,四个实验班只剩下一个。实验班的一个女生说,其实在一年级暑假,父母就瞒着老师给自己请了家教,补习数学。

  赤壁当地课外补习班生意火爆,流行珠心算,很多孩子除了在学校上课之外,都会在周末或者假期的时候参与补习。

  五年级实验班班主任魏平的女儿也在实验班学习,她说自己非常认可校长的实验,理解改革对小学教育的意义。但作为家长,她还是瞒着吴震球,偷偷在女儿二年级的暑假给她补习了数学,“怕她跟不上”。

  吴震球也知道一些家长会提前给孩子学数学,“亲戚在旁边说说,家长就紧张。”他觉得这些插曲不可控,但并不会影响自己的实验结果,因为大部分学生还是跟着学校课程走。

  他鼓励学生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和选择,不随波逐流。课堂提问时,哪怕耽误教学进度,也要为孩子提供独立思考的时间。他认为在当下这个社会,拥有当众表达的能力很重要,有的孩子一开始在课堂上不敢开口说话,紧张得大哭,他在实验班开设说话课,就是为了让孩子们敢于表达自我。

  学校一楼的走廊处贴着很多标语,都是吴震球自己提出的。他指出最看中的一条,是办学目标——培养有思想、有主见、有能力的21世纪新人。

  在他读书的年代,这些都是不合时宜的想法。年轻时,他因为家庭被判定为地主阶级,成为“黑五类分子”,失去升入普通高中的机会,进入师专念书。毕业后他被派到当时的城关一小当老师。还是因为身份,文革期间他被停课一年。

  离开讲台的那一年,吴震球的母亲正好在废品收购站工作,他就让母亲帮他“称书”,买回大量西方文学、哲学书籍。那段时间仿佛是被分隔开的两个世界,外面风起云涌,他窝在学校宿舍里,研读那些艰涩的理论。其中,李泽厚算得上是他后来各种观念的启蒙,他向往书里描写的氛围:避免情绪狂热和政治盲动,培养一种宽容、怀疑、理性的批判精神。

  教育局的整改通知下发后,吴震球在上海定居的两个女儿打来电话,劝他放弃学校的事务,安心享受晚年,他没有同意。妻子李丽霞说,吴震球60岁的时候跟家人说打算70岁退休,结果线岁。

  “他就是闲不下来”,妻子说,吴震球在家里某种程度上像是隐形人。他早餐午餐都在学校食堂解决,只有晚饭会和家人一起吃。饭后就一头钻进书房,读书或者写东西,他讨厌被打扰。有时饭后两个人在沙发上坐着,她主动跟吴震球聊家里的事,还没说几句,一回头,发现他已经靠在那里睡着了。“老伴老伴,他就是书房的伴,不是我的伴。”

  在家里他脾气暴躁,大家采取的策略就是不搭理他,觉得过会儿也就好了,以至于有时候吴震球很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
  这种隔离感吴震球并不陌生。小时候,他们家住在铁路沿线,周围都是身份差不多的“黑五类”,组织上怕他们聚在一起会形成“小团体”,就勒令他们搬家。他们家被迫搬到赤壁另一处地方,周围都是出身良好的贫下中农,只有自己家是个异类。他每次都会翻过栅栏,跑回去,跟相同处境的小孩一起玩。

  因为出身,他遭受过很多不公正的对待。他和朋友想去报名当兵,负责的老师直接说,你们回去吧,过不了政审。他的理想是升入普高,未来考中文系,成为一个作家。但由于身份,他被派遣到一所师范专科学校。有次在食堂等餐,饭菜还没做好,他拿筷子敲碗,用《两只老虎》的调子唱了一首打油诗,被举报说是对当时的粮食政策不满意,全县教育系统开会批斗他。

  回忆往事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,他努力眯着眼睛,不让泪水滚下来,下巴上下耸动。“对我来说,受人尊重是最重要的事。”吴震球说。

  他当时每天记日记。有次组织开会,要大家提供素材,日记也要上缴。年长的朋友劝他,不能交,万一被抓到把柄会很严重。但他心高气傲,觉得自己品行端正,还是上缴了,甚至暗暗期待,负责审查资料的同志是个读书人,能够欣赏他的文采。

  直到有一次,父亲被人举报,进了派出所。吴震球赶到时,父亲哭得像个孩子。他才真正意识到,自己的行为会给家庭带来什么灾难。领回日记后,他一个人在卧室,把十几个本子全都烧掉了。

  他学会服从,决心不再写作。直到30年后,他在课改中找到了新的人生价值。他说,这是为中国教育改革实践提供样本,如果能完成,一定会在教育史上留下印记,“这个东西就载入史册了”。

  他有两本不轻易示人的小册子,记载了每年发生的事件。最早的那一本从1998年开始记录,扉页已经发黄,印有“吴震球成果记述”7个字。内页详细记载了和哪位领导来往,参加了某某会议,发表了什么演讲。他特意在内容栏之后加了一栏说明——“级类”。

  在赤壁,如果你是一所还不错的公立小学校长,意味着你手握很多权力。1992到1998的6年间,吴震球任职当地一所公立小学校长。暑假开学前,为了逃过那些送礼的家长,他总要自个儿躲到宾馆或者公安局去,一个人窝在客房里看书工作。

  但当政府部门的职工找到他,想把自己孩子送进学校时,他没有拒绝,条件是:给学校安装空调、换换变压器,改善一下水管。有次,某局长为了塞人进来,“安排工人除夕到学校来搞变压器”,吴震球说,这就是他在体制内的周旋策略。

  吴震球说,自己不是个“刺头”,并非不懂得体制内的生存之道。但涉及到教育的原则问题没得商量,三年级实验班班主任易老师回忆,吴震球性情暴躁,有时候教育局的领导过来视察,他和人家没说几句就要开始争辩。他认理,争理,经常得罪人。“人家都是看他年纪大了,不愿意和他争。”

  60岁时,吴震球创办这所民办小学,买地建楼请人,借了四分之三的钱,直到7年后才实现盈利。最困顿的时候发生在学校成立后的第二年,当时的副校长要入股,吴震球不同意,以为入股就是做生意,他只是想做好教育,没答应。结果副校长带着两个主任一起辞职,带走了一些生源,在赤壁另一个地方模仿正扬小学教学模式,新开了另一所民办小学。吴震球只好花费更高的价钱去请别的老师来顶上。

  妻子李丽霞劝过他,有个人一起忙话,吴震球也好减腾出时间来多陪陪她。但每次提出来,吴震球都很恼火,他认为“入股”就代表把学校当成生意来做,不再是做教育。

  他支持柏杨的说法,觉得“一人是一条龙,一群人是一群虫”,更习惯自己主导大权,“想做什么下午就能实行”。

  之前在公立小学当校长时,吴震球改进了很多工作,为贫困学生减免学费。到创立正扬小学,他同样心软,收了一些有先天缺陷的孩子。但老师们对此很有意见——一个特殊孩子放在班级里,给班主任增加了很多负担。有人提意见,吴震球说,没有教不好的学生,只有不会教的老师。

  他对老师们要求严格,学校不覆盖Wi-Fi,不允许老师打麻将,无理由瞎聊,不允许无故玩手机,要求主课老师要在课堂上坐班,为学生一对一辅导,同时还要写大量的学习笔记。前年开始,他还搞了个口号,“放下手机,拿起书籍。”

  吴震球的孙媳妇吐槽说,这样的要求很不适合当下年轻人的习惯,很多年轻老师受不了,都辞职了。学校老师流动性大,同时,学生的流动性也相对较大。

  之前在给老师制定的教学评价标准中,规定了语数外期末考试必须达到的平均分,达不到要罚钱。实验班老师们的压力特别大,一方面要按照既有的评判逻辑抓分数,又要顾及孩子们的素质、人格教育。后来校长发现,实行了这个标准后,老师们只抓教学,忽视了教育,对学生习惯、人格方面的引导,就取消了这个考评方式。

  在家长会上,易老师跟大家说,孩子们在这里学的轻松愉快,家长们也比较满意,就是老师累,老师辛苦。

  有老师对吴震球提出涨工资,他没同意,还有些恼火,觉得人家是看重钱财,利益熏心,违背了身为教师的品行要求。太太都看不下去了,骂他说,你不要从你的角度去想人家,你有钱了,你专心做教育,人家还要养家糊口呢!

  易老师觉得吴校长没有关注当下的变化,政治环境、教育环境都不同了,老师的需求也不同。

  但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管人。他本来想把学校交接给自己的大女儿,结果女儿不幸在一场车祸中遇难,留下一岁多的外孙,由他看管长大。

  孙媳妇也是学校老师,她有意让老公,也就是吴校长外孙在他退休之后管理这所学校。但外孙一直达不到吴震球的标准。按照吴震球的说法,如果孙子想要从自己手里接管学校,要达到几条要求。

  第一要真正热爱教育事业,不把它当作一门生意,要继续推行自己的教学改革,注重对学生的公民教育和人格教育,而不是只抓教学。另外,心智要成熟,要有管理能力,更要有在不同权力之间博弈权衡的组织能力。

  她说,吴震球和教育局的领导关系不融洽,现在人家敬重他,能镇住场子,但如果他退位,接下来做校长的就很难做好,也不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。

 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小微2018年来正扬小学做过考察,曾给吴震球提过关于新课改的建议:任何形式的探索都是值得鼓励的,但比起数学知识来说,在学生漫长的一生中,培养数学的思维,训练学习的能力更重要。与其在一二年级把数学课时拿来识字,背诵三字经和古诗词,不如做小学课程的整体优化,设计一些自然课,或者能够训练学生数感的游戏。

  吴震球当面点头,后来还是按照自己的路子在走。“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,怕寒了老人家的心。”杨小微说,他从没见过这么倔强的老人,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被看作“一种执念”,但在学术层面来说,这项实验就算结题也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。

  教育局整改通知后,吴震球经常给他发消息。他在微信、电话里都劝过他,不如干脆退休安享晚年吧。“他也没有更多教育学的知识来支撑他继续做下去”。

  吴震球不为所动。外出吃午饭,他觉得店里的砂锅粥好像比上次来的时候要少一些,他叫了服务员,对方说,掌勺师父有时候手轻手重自己拿不准,他一再重复,“不能这么做”。结账时,他又和店长说了一遍,终于得到他满意的答复。“我既不要赔偿,也不让你们重做,我就是想要一个结果。”

  没有重孙子之前,吴震球5点来钟起来,看见孙子孙媳还在关门睡觉,会过去敲人家的门。有回孙媳在化妆,他在门口一直盯着,说这有什么好弄的,脸上涂那些像什么话?

  他弄不清支付宝和线上转账,出门只带现金,叠得整整齐齐,连数额大小也是按顺序排好的。

  有时候觉得时间太快,他总会一个人在卧室发呆,看着父母和女儿的遗像流泪。到了学校,孩子们的笑声回荡,他听了才能开心点。

  他总说,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初中。文学老师带班里几个男孩下河摸鱼,拎回学校一起烤着吃,香气弥漫。偶尔,老师带他们去附近的溶洞探险,洞里黑黢黢看不见老师的脸,只有声音回荡,他在讲那些钟乳石的形成。吴震球站在人群的后面,恍然出神,隐约感受到文学。

  那时候他意气风发,以为自己可以进入大学中文系,成为作家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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